4月20日，在中国翻译协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上，中国翻译协会会长李肇星为何兆武颁奖。 中国网 董宁 摄影

4月20日，94岁高龄的何兆武先生，终于获得了“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此前，季羡林先生获得此奖时，曾感言道：“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翻译，始终都是不可或缺的先导力量。”何兆武先生，正是具有这样力量的人。

何兆武是中国最早系统引进国外史学理论的翻译家，他精通英、法、德、俄四种语言，能将艰深的学术著作翻译得明白晓畅。他翻译的作品横跨政治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世所罕见。但是何先生从不以此为荣，仍旧居住在50平米的小屋里；清华大学为他祝寿，他却逃跑了，说自己没贡献，不够格。

作者：何兆武 分享人：沈海涛/霍小青

西南联大最后一个牛“老头儿”

清华园里最普通的一个午后，破落的老职工楼里，蹒跚着走下一位老者，眉发皆白，衣着朴素。手里的拐杖有些抖，脸上的笑容却依旧灿烂。这位94岁的老人，正是何兆武先生。

西南联大在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都是一个辉煌的存在，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一个大学能够云集那么多的大师、学者，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何兆武在《上学记》中说：“1939至1946年，我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读过四个系，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人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

何兆武先生现年已经93岁，是少有的几位在世的西南联大人，还有一位著名的是“九叶诗人”之一的郑敏。郑敏长何兆武一岁，在西南联大哲学系读书四年，后来去美国留学了，曾为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

郑敏

西南联大一共存在了八年，何兆武有七年在那里学习。而且，何兆武兄弟姐妹一共四人，他的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包括姐夫、妹夫、妻子都曾在西南联大上学，这足以说明何兆武与西南联大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何兆武最喜欢他翻译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的第一句话：“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何兆武从小就在自由的氛围中接受教育，到西南联大时达到顶峰，而年轻时这种自由的教育使他受用了一生。

“自由散漫”的学习之路

何兆武出生于书香家庭。其祖父是个秀才，曾在家乡办过新式学堂，其父亲毕业于湖南高等实业学堂，这所学校是湖南大学的前身，之后赴南京临时政府供职。后来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其父亲也举家迁到了北京。何兆武就是在北京出生的。何兆武的父母都很开明，很少对他严加管教，这使他在儿时能自由发展，培养起读书的兴趣。

读中学时，何兆武就开始接触梁启超、顾颉刚、艾思奇等人的著作。他认为读书不要设定什么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而享受读书的过程是最重要的，读书不能用功利的标准来衡量。这种读书观影响了他一生。而对学术书的偏爱，也为他种下了翻译学术经典著作的种子。

在西南联大，何兆武读过四个系，其中原因何兆武归结为学校环境的宽松自由。一开始，何兆武学的是土木工程，是因为中学时他看过丰子恺的一本《西洋建筑讲话》的书，这使他对建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专业学起来却很枯燥乏味，于是，他便从土木工程系转到了历史系，后又转到哲学系，读研究生时，又转到了外文系。在晚年时，何兆武总对西南联大这种可以自由转系的自由氛围津津乐道，觉得这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读研究生时，何兆武的导师是赫赫有名的吴宓，吴宓是中国比较文学之父，23岁赴美国留学，先在弗吉尼亚州立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获文学学士学位。次年转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师从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领袖白璧德教授，研习比较文学、英国文学和哲学。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为“哈佛三杰”。吴宓主张外文系学生不应只满足于掌握西方语言文字，还应了解西洋文化的精神，熟悉西方思想的潮流，并且对中国文学也要有相当的修养和研究。何兆武后来致力于思想史的研究，与吴宓的影响有着一定关系。

何兆武的导师吴宓

何兆武并未留过洋，学习外语完全出于兴趣。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就是他的第二个家，在那里何兆武读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由于兴趣所致，何兆武读得如饥似渴，西南联大自由的空气使何兆武能沿着自己喜欢的方向前进，学习效率出奇地高。听外文歌和看外国电影是何兆武学习外语的另外的重要途径，至今何兆武先生还能清晰准确地唱出70多年前听到的旋律，而且他说由于感兴趣这些歌词只要听一遍就都记住了。课余时间他还看了200多部好莱坞原版电影，外语水平随着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原滋原味的精彩台词自然而然地就提高了。试想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能在一个自由的空间里看好莱坞电影，是多么舒心而幸福的事情，每每提及何兆武先生的脸上都会洋溢起一种惬意的神情。

因翻译《西方哲学史》被关进牛棚

1949年后，何兆武在北京图书馆当了两年编目员，后又在西北大学师范学院教了四年历史，1956年到了中国社科院当助理研究员。在社科院期间，何兆武开始了西方经典的翻译工作，翻译了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社会契约论》，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上），《哲学问题》等著作，而这些大多是利用下班后的业余时间翻译的。文革开始后，何兆武没有参加任何运动，回家读了两年书，翻译了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和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这期间还被“无产阶级革命派”两次抄家。翻译康德的著作时，为了译作准确，他以英文译本为参照，逐字逐句地对照，每个典故都查证考据，利用每天晚上的时间偷偷翻译，终于在1968年翻译完成。也就在这一年，何兆武以“恶毒地攻击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及“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招魂”的罪名被关入牛棚，参与劳改队。后来，又随干校下放到河南信阳劳动，直到1972年夏才重新返回北京。何先生被关进牛棚的主要原因是他翻译了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而罗素在“文革”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其实这本书的翻译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周恩来联名邀请罗素访华，罗素因身体原因未能成行，就赠送了毛泽东一本他的著作《西方哲学史》，毛泽东批示要把这本书译成中文，交给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又找到何兆武。直到许多年以后，何兆武才知道这是毛泽东派下来的任务。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何兆武汉译思想名著

人生总结：我只是一个“打杂的”

作为翻译家，何兆武的成就有目共睹，他是中国最早系统引进国外史学理论的翻译家，他精通英、法、德、俄四种语言。他能将艰深的学术著作翻译得明白晓畅，这均得益于他深厚的学术底蕴，以及对于这些著作由衷地喜爱。但是何先生从不以此为荣，总说自己没什么专长，只是一个“打杂儿的”。

清华大学曾给何兆武安排了一套一百二十平米的房子，但是被何老拒绝了，他仍旧居住在50平米的小屋里；学校为他祝寿，但他却逃跑了，说自己没贡献，不够格。

何兆武的生活非常规律，每天晚上10点睡觉，清晨4点起床。一直陪伴他的孙女也出国了，何兆武说：“从今以后，我得习惯一个人的生活。”说这话时，老人还像往常一样，一副乐呵呵的喜眉笑眼的样子。